「理論與實踐中的唯實論」雜思(一) - 法學

※ 引述《Augusta (十年一覺揚州夢)》之銘言：
: ※ 引述《juotung (想飛)》之銘言：
: : 標題: Re: [心得] 「理論與實踐中的唯實論」雜思(一)
: : 時間: Mon May 16 12:51:59 2011
: : 你說的這個標準似乎是純自然科學的標準
: : 但在社會現象的經驗研究上
: : 一個研究成果所揭露的事實本身也將會投入這個社會、形成改變社會現象的新變因
: : 也因此所謂的「無法預測將來的個案」
: : 在社會現象的經驗研究中是必然產生的結果
: : 因為至少一個研究永遠無法包含自己所將造成的社會效應
: : 再者
: : 嚴格來說
: : 歷史的、社會學等等的研究
: : 也並沒有能控制變因的實驗來驗證結論
: : 以上這些因素
: : 都使得（自然科學意義上的）「預測」變得似乎不太可能
: : 也使得社會現象的經驗研究具備強烈的回溯性格
: : （當然，這不是唯一的說法，
: : 但值得注意的是，經驗研究的「預言性格」也不是唯一的說法）
: : 也因此
: : 來這些經驗研究本身的目的
: : 也並不是讓人成為預言大師
: : 而是讓人在思考、籌劃未來時，能突破自己人生經驗的侷限
: : 而這和我們看黑格爾、馬克思，看德沃金、柏拉圖的書的意義
: : 也沒有太大的差別
: : 至於預言、預測
: : 我倒覺得是人之常情
: : 只要你是人，下一秒還活著，就會有這種傾向


看完maximilian的回應之後，
我想到的方向大致上就是juotung上述所說的。

但我所想的，
實在沒有j大這麼清晰(感謝j大的提點!)，
所以就沒能即刻回應m大(心裡感到有點不好意思!)。

就我個人而言，
其實有點小掙扎
一方面覺得「能夠預測與否不是重點」；
一方面卻又覺得「無法預測...那不就很不科學？」

或許我會有此掙扎
就是如同Augusta所指出的：
「法律人常思考應然性」

就此而言，個人也常感受到，
周遭的法律系同學功利主義的性格頗重，
時常提出「念那個有什麼用？」的質疑。

我想我最初會提出「是不是離Dogmatik越來越遠」的自我質疑，
也多少與此心理狀況的脈絡有關。


: 最著名的例子就屬青馬、老馬與所謂的共產主義、馬列思想。
: 在社會學研究中，兩組是有區分的，而且必須要區分，
: 不然就是在傳教了，
: 而這也是學術倫理的一環，
: 不過臺灣很多人都搞混在一起，
: 妄想靠著在學術圈打嘴砲，
: 來證明自己有參與社會的實踐價值，或攫取更多社會權力。
: 那真的是人生規劃搞錯方向了......
: 學術研究的社會實踐頂多就是扮演教育家，
: 要參與政治或宣揚價值，
: 所需要的技能其實跟理論模型的解釋力沒啥大關係，
: 應該二轉成政治人物或神職人員。

A大在此所談到的，實踐家與理論家，
我很想進一步請教這方面的相關論述，
哪份文獻有更多的闡述？

對於這兩者是否有必要區分
我目前沒有確定立場。
但是，
混在一起真的不妥當嗎？
A大所指出的台灣經驗，
會不會是因為這些人「利益薰心」、自私性格過重，
才搞砸弄臭了「混在一起」？
(或是說，只要是將理論與實踐混在一起的，
就必然會搞砸弄臭，所以吾人一定得將二者區隔？)


: 重翻Dworkin的書再次確認過，
: Dworkin並沒有把社會學家或歷史學家的外部觀點與所謂的「預測力」作連結喔，
: 我想你這邊是過度詮釋了......

關於Dworkin的「真意」到底是如何，
我個人沒意見。

我的想法是，關於「why」、「how」甚至以及「預測力」
似乎是任何一種學門都會去碰觸的。

我比較好奇的是，
外部觀點與內部觀點，
對於「why」、「how」甚至以及「預測力」，
會在範圍上、程度上等等等，
有啥不同。

我自己(很大膽地)設想了一個「情況劇」：
假如今天，企業界與社運團體共同舉辦了一個研討會【反核？擁核？】
邀請了幾位法學者來參加：
學者A，研究向來偏重所謂的內部觀點、嚴守釋義學傳統；
學者B，重視外部觀點，研究時常援用各種社會科學的研究成果；
那麼這兩種學者的對於「why」、「how」以及「預測」會有什麼不同的看法？

我自己的想法是，
(一)
在研究對象及其「WHY」與「HOW」而言，
學者A所著重的，會是「核能法規的體系」、釋字391、520
就法規體系而言，A的探討，
最多僅會碰觸到立法理由、草案版本;
而在釋字520這點，A的探討對象，
最多只會過問到「釋憲背景」。

而學者B，
他所著重的研究對象除了法規體系、大法官解釋之外，
更會碰觸「藍綠」、「左右」、「企業的介入程度」；
而在法規體系，不只碰觸立法理由與草案版本，
更會碰觸到黨團協商、黨團之間的利益交換
(於此可能甚至談到一個「表面上不相干」的法案，兩黨間作了妥協)。

此外，在(二)預測方面，
兩者應該是環繞著先前所探討的對象，
而進一步預測。
所以學者A所著重的，
會從相關的我國憲法精神與原理原則出發，
指出往後如果有案子到了大法官手上，
大法官應該如何延續391、520的脈絡與論證
以及應該就「交代不清」的部分再作闡述。

至於學者B的預測呢，
他除了延續(一)部分所鋪陳出來的局面，
繼續就「藍綠政治版圖」、「政商關係」分析(*假設他之後不會被黑白兩道追殺)；
例如他可能會就不同局面分析：
20120520之前、20120520之後；
20120520之後還得就「行政／立法」「藍勝／綠勝」來分析；
以及分析「現行大法官席次」來探討往後如果有釋憲案會是如何。
(*這讓我想起一部電影《絕對機密(Peligen Brief)》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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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情況劇」編完了，
重點除了劇情的細節之外，
我想講的其實很簡單，
雖然Dworkin說，內外觀點都要透徹，
但內外觀點根本就會是不同的路。

我的情況劇可能把學者B設想的有點「極端」，
就心理分析而言，
或許這就是因為我所擔心的問題吧：
「是不是離Dogmatik越來越遠了？」

: : 有種說法是把所謂的合理性、有效性的宣稱
: : 也當作是一種「經驗事實」
: : 也就是人透過思考而「經驗到」的東西
: : 且這種東西和感官經驗到的、成為思考素材的東西，合成一體、無所區分
: : 即使是歷史的、社會學的研究
: : 方法上也是以研究者先以各種方式預感到某個法則、某個論證路徑的存在
: : 然後才蒐集相關的經驗來證實它是否有效
: : 如果承認個人的心理過程對個人來說也是一種經驗事實
: : 則法律釋義學的作法，和歷史、社會研究
: : 並沒有本質上的不同
: 還是有點不太一樣啦，
: 因為有價值的法釋義學研究到最後總還是要提出自己的應然性解釋，
: 即使有運用社會科學的理論模型，
: 更大程度往往還是取決於研究者價值信仰的判斷。
: 或許因為學術訓練上就是這樣思考，
: 所以法律學家往往會比其他政經社學者有更強烈的實踐意識吧？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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